极客前沿

一场价值数万美元的“拔牙手术”

就在几天前，纽约州州长凯西·霍赫尔签署了一项备受关注的AI法案——RAISE Act（负责任AI安全与教育法案）。但鲜为人知的是，这份最终版本与6月州议会通过的原始草案相比，已经经历了一场“大手术”。而主刀医生，竟是一群科技巨头和顶尖大学。

根据Meta广告库的数据，过去一个月里，一个名为“AI联盟”的组织花费了1.7万至2.5万美元，在社交媒体上投放反对该法案的广告，触达超过200万人。广告标题直白得令人咋舌：“RAISE法案将扼杀就业增长”。

AI联盟的成员名单读起来像是科技界的“全明星阵容”：Meta、IBM、英特尔、甲骨文、Snowflake、Uber、AMD、Databricks、Hugging Face……这些名字出现在反对阵营中并不令人意外。但令人惊讶的是，联盟里还挤满了象牙塔里的面孔。

这些学术机构与科技公司并肩作战，在6月就向纽约州议员联名致信，称对法案“深感担忧”，并认为其“不可行”。当被问及是否知晓自己参与了反对AI安全立法的广告活动时，除了东北大学（截至发稿未回应）外，其他院校均保持沉默——这种沉默，在舆论场上往往比大声疾呼更有分量。

最初的RAISE Act要求开发大模型的AI公司（如OpenAI、Anthropic、Meta、谷歌、DeepSeek等）必须制定安全计划，并向总检察长报告大规模安全事件的透明度规则。简单说，就是要给AI这匹“野马”套上缰绳。

但最终签署的版本，这些要求被大幅软化，对科技公司友好得多。超过150名家长曾联名致信州长，恳请她不要修改直接签署原法案——显然，他们的声音被淹没了。

这里有个背景知识点：AI大模型的安全监管在全球都是新课题。这些模型能力强大，但可能产生有害内容、泄露隐私、传播偏见。如何既确保安全又不扼杀创新，成了各国监管者的“走钢丝”难题。

大学向来以独立、客观自居，为何这次会站到科技公司一边？答案藏在近年来越织越密的产学合作网络中。

虽然AI联盟中的许多院校并未与科技公司建立一对一的合作伙伴关系，但有些联系已经深入骨髓：

用极客圈的话说，这已经不是“单纯的学术交流”，而是形成了“AI-学术复合体”。当研究经费、技术访问、就业机会都绑在一起时，大学的立场难免微妙起来。

反对广告的核心论点是：严格监管会拖慢纽约科技生态系统的步伐，影响40万个高科技工作岗位和重大投资。他们呼吁“拥抱开放、可信的AI发展，让帝国州更强大”。

这话听起来很耳熟——几乎每次新技术面临监管时，行业都会祭出“扼杀创新”“影响就业”这两面大旗。从互联网到社交媒体，再到如今的AI，剧本似乎从未改变。

但问题在于：完全放任的AI发展真的安全吗？当大模型可能被用于制造虚假信息、自动化欺诈、甚至辅助武器开发时，“先发展再治理”的老路还走得通吗？

纽约这场立法博弈，实际上是全球AI监管之争的缩影。欧盟的《人工智能法案》、中国的AI治理准则、美国的行政命令……各国都在试探监管的边界。而科技公司与学术机构的这次联手，可能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：当监管试图落地时，利益相关方可以轻易组建“学术-产业联盟”来稀释其效力。

RAISE Act的“拔牙”或许让科技行业松了一口气，但对公众来说，这可能意味着失去了一次为AI设置安全护栏的机会。当150名家长的联名信抵不过数万美元的广告投放时，民主决策的机制是否正在被资本和影响力侵蚀？

AI的发展速度远超监管的跟进能力。OpenAI、Anthropic等公司近年来不断“招安”学术机构，既是为了人才和技术，也是为了在政策讨论中获得更多话语权。这种“学界代言”的策略，让反对监管的声音听起来更加“客观”“科学”。

作为科技媒体，我们既要为创新鼓与呼，也要警惕“技术无罪论”的陷阱。AI不是中立的工具——它的训练数据带有偏见，它的应用可能放大不平等，它的失控可能造成真实伤害。监管不是创新的敌人，而是确保创新造福而非伤害社会的必要框架。

纽约的这场博弈远未结束。被“拔牙”的RAISE Act只是第一回合。随着AI技术继续渗透生活的每个角落，类似的立法斗争将在全球不断上演。而消费者、家长、普通公民的声音，需要被更多人听见——毕竟，最终承受技术后果的，是我们每一个人。

下次当你听到“这项监管会扼杀创新”时，不妨多问一句：是谁的创新？为谁创新？以及——不监管的代价，我们真的承担得起吗？